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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。如果说数学上我和林顿算天才，那么他就是变态。当我们还试图从纷繁错杂的数字中寻找规律的时候，他已经建立了一支由数学家、语言学家、国际象棋大师的密码专家队伍，成为黑暗中扼住德国人咽喉的幽灵。

    林顿加入安得蒙的第一办公室后，和偶像接触的时间变多了。他很兴奋，因此每次见面我被迫听了大量安得蒙的事情——他当众对林顿的工作成绩（大部分是我的成绩）表示了赞赏，和林顿一起吃晚餐——基本只喝清咖啡，他晚饭后留下来同他探讨工作。对于最后一点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我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在安得蒙工作时能陪他的人，显然我不是。

    林顿自己给出的意见总是很糟糕，我很不满，直白的问他：“安得蒙到底看中了你哪一点？”

    “他说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很独特，某种程度上和他很接近。”

    最初的一段时间，我和安得蒙都对“迷”没有一点办法。安得蒙获得了密码机的复制器，他派出的谍报人员从德国密码局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旧密码本，而且他变态的摸清了加密方法。可是“迷”的密码表每日一变，而且加密方式过于复杂，即使这样也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破译能力。

    “迷”的名字不是白来的。

    后来有一天，我想起了母亲的笔记。那是1938年的夏天，我已经正式烧完母亲留下的最后一本笔记。我想起了她提出的利用数学公式破解机械密码的观点，试图在她的基础上进行改进，运用在“迷”上面。

    我考虑了很久，把观点写在三线文稿纸，论证了整整三十页交给林顿。林顿把他当笑话看：“把‘迷’的破译法归纳成数学公式？哦，艾伦你疯了！”

    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他不情不愿帮我把理论递交了上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