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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有良心的，摸了一颗糖出来，在屋子里虚晃一阵，把糖放到施如令课本旁边，“哦，对了，方才吴先生给了我一颗糖。说是美国的，给你吃。”

    施如令缓缓抬头，头脑里还没能放下功课，似有些胡言乱语，“糖啊，你吃吧，我不要。

    ”埋头继续写，回过神来了，“吴二哥怎的这样，一颗糖？拿回去给蓓蒂吃也好嚜，让我们怎么分。”

    楼上，吴先生在书房点上一支线香，揿铃唤何妈煮一壶茶来。

    手中一张纸是高教授真正的口供，即使是口供，也如他为人一般一丝不苟。很难想象是会在酒会上嚎啕的人。那真是最深处的绝望才作出的举动。

    “我与冯会长是旧友，早年同在日本东京留过学。我的独子学的商科，托了当时还不是会长的冯会长的关系进入商会做会计。这五年兢兢业业工作，直到前些日子丧命于夏令配克大戏院，忽然被打成赤-色分子。

    我四处求人，昔日从东京回来的一帮友人没一个肯出手相助，仅有几位搞学术的朋友劝慰我们夫妇二人。也许做母亲的无法忍受失独之痛，趁我离家之际上吊而殒。

    我对妻子说出门买些吃的，实际是接到一通陌生电话，说手上有关于商会的秘密资料。来到约定的咖啡厅，我没有见到那个人，只有留在座位上的几份资料。

    我立即回家去，想告诉妻子这一消息。可看到眼前的景象，我刚燃起的希望熄灭了。我拿起藏在家中的枪——那可是是东京一帮友人结义的信物啊！

    在扣下扳机前的一瞬，我决定殊死一搏。横竖是死，要为儿子讨还公道！”

    翌日，惊骇沪上的新闻传遍大街小巷。

    高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