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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直接去公司做调研吗？”

    姜锦年道：“对的。”她顺口问一句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    余乐乐扶紧了行李箱：“我讲话有口音吗？我跟你学普通话。”

    姜锦年笑着摇头：“没有，只是很软。”

    余乐乐道：“我是江苏南京人。”

    她还说：“你也软。”

    “南京？”姜锦年避开另一位男同事的所在位置，拉高了行李箱的提竿，隐晦地说，“我知道一家公司，很感兴趣，但是我没空去南京实地考察。”

    余乐乐立马提议：“我找人帮你问问。”

    姜锦年心中充满了顾忌。她不能留下把柄。哪怕她出发点是好的，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，难免有些衍生意义。她干脆作罢了，推脱道：“我下周找陈总，安排出差机会。”

    她牵挂着南京的那家金属钴工厂，这两天一边调研互联网行业，一边忙着做工厂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。她白天奔波，晚上熬夜，还要和同事们沟通，别说去找傅承林，跟他视频聊天都得抽空。

    但是，姜锦年给券商的工作电话倒是打得勤。

    她的开场白一般都是：“你好，我是泉安基金的经理。”

    对方基本上都会卖她面子——部分基金公司会拖欠券商的管理费，泉安基金从来没有过这种行为。

    几个电话打完，姜锦年的工作有了进展，心道：等她回家，要把经验分享给傅承林。

    傅承林在深圳待了两天。

    第一日，他出席第一场金融峰会，只听人讲话，自己没参与。

    第二日，他代表本公司，在会上发表演讲。提问环节，仍有嘉宾怀疑量化方针在A股市场的可行性究竟有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