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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我什么都不做，”唐蘅挤出一个微笑，“真的，你别怕。”

    房间里只剩下唐蘅。

    他坐在单人床的边缘，双手攥住柔软的棉被——由于用力过猛，手臂上浮起曲折的青筋。他和李月驰分开六年，便和那种病缠斗六年，自认为称得上经验丰富，百折不挠。

    最坏的时候身体完全垮掉，精神屡屡错乱，连进食都成了难题，在很多很多个的黄昏里，他用嶙峋的手抓着听筒，不停拨打李月驰的号码。

    等待他的永远是关机，仿佛电磁波传去了无人之境，恍惚中他觉得自己窥见死亡的影子，明丽似湖光山色，于天花板一闪而过。

    后来他开始慢慢吃药，慢慢治疗，时间足够长，药量足够大，情况逐渐好转。读博士的最后一年，经过医生的诊断，他停了药。

    然后到了澳门，还是时常感到低落，但已经不似之前那样狼狈。情绪不佳的时候，他会抽两支烟，或者到学校的体育馆游泳。他自认为恢复了对情绪的掌控权，他不许自己发疯，就不发疯，不许自己崩溃，就不崩溃。

    所以眼下的情形令他有点措手不及，既没有药，也没有刀，他用力地深呼吸，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腔升起来，又塌下去，他希望能将那股熟悉的失控感缓缓排出身体——但是似乎，没什么效果。

    从他到达贵州的那天晚上开始，一切都在失控。

    唐蘅垮着肩膀，片刻后，放弃了。

    至少现在他不会忘掉李月驰。

    他的两条手臂都在哆嗦，心脏也跳得很快，他想如果能痛快地哭一场也好，但是哭不出来。脑子里反复着李月驰的声音——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告诉你。就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