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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”说话间，电话响了，张月印说，“应该是伍豪同志的电话，你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和他汇报的吗？”

    “有。”

    第39章

    张月印接了电话，几句话之后，将听筒递给了丁薇。

    “玫瑰同志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对丁薇来说，在她这二十多年的人生里，伍豪同志于她，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人。可以说，如今她走上这条路，选择来到这片土地，都与伍豪同志有极大的关系。

    “你主动提出向我汇报工作，定是有了什么重要的发现。”这是一句肯定句，并非疑问句。

    “是，”丁薇说，“我以为，蒋公并非诚心抗日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    “不久之前，我在香港见到了戴先生，他问我，如何看‘攘外必先安内’。我觉得，这是一种试探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问：“说说你怎么回答的。”

    丁薇将自己当时与戴笠的对话如实复述给伍豪同志。

    “说完了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“狂妄自大！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对丁薇的训斥，“你在上海，也是这么行事的吗？”

    “我认为，高调是对我最好的伪装。我的身份，我本该保持高调。若是过于低调，反倒会引人怀疑。”丁薇争辩。

    “是吗？那你觉得戴笠信任你了吗？新政府的人对你消除怀疑了吗？”

    丁薇不敢回答，沉默之后，她说：“我……接受您的批评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纠正她：“接受批评不是最重要的。”

    丁薇知道，伍豪同志在等她自己答应改正。

    “……我会改正的。”

    “改正什么？